从历史沿革来看

明清两代的家具制作，造就了中国乃至世界家具文化的一个高峰。而明式家具的发端，从传世家具实物以及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富庶之地。自明代起海外各式硬木种材的流入，生活在江南地区的许多文人雅士，基于对古董珍玩与琴棋书画的特殊爱好和功能要求，使得家具在选材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后，这些文人对家具的形制、修饰和种类等等，有条件作更深入的研究。一直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不难看出，仍只有江南地区的风格流派和工艺特征最具底蕴。这些风格鲜明的新巧家具因为文人参与设计，不但从品种和形制方面得以丰富，而且还因为文人的积极倡导，形成了独有的红木古典家具文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源自红木艺术的审美观与哲学观。

特别有意思的是，明中期以后，当时的人们把花梨、紫檀等有着天然美丽花纹的种材竟然统称为“文木”。这不是臆测，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这是指“文人选用的木材”，用“文木”制成的家具当然就是“文人家具”，而“文人家具”作为各式书房用品发挥各种功能，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红木古典家具因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的品种与形制等方面的发展，其最高表现形式非书房用品而无他，是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的。

从书房的功能来看

《庄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解衣画史”的典故：描写的是宋元君召集众多画师来作画，大家接受旨意后便在一旁恭敬地拱手而立，舔着笔，调着墨，站在门外恭候的人还有许多，只有一位叫田子方的画师跚跚来迟，他的举止与众不同，接受了旨意后不是恭候站立，而是回到自己馆舍里去了。宋元君派人去观察，发现他把房子关着，已经解开了衣襟，一个人裸露身子，伸腿而坐，酣畅漓淋地在那里作画。宋元君说：“好！这才是真正的画师”。

“解衣画史”的典故所反映的只是书房承载文人情怀，表达文人情趣的一个缩影。就像红木古典家具已经超出了单纯作为器物使用的范畴，书房也不再仅仅是个藏书读书、吟诗作赋的雅居，她更是文人藉以追求情态自由的心灵宿地，也超出了其仅仅作为空间的概念。所以，在很多流传至广的故事中，我们总是不难看到文人的爱情总是有意无意的，发生在闺秀的闺塾和书生的书房这种地方，这既反映出普通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唯美追求，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文人纯净、恬淡、不事张扬的道德追求。在文学家优美的叙写下，书房是重要而私密的社交场合，而在政略家的宏大叙事中，书房更是他们韬光养晦、经邦治国之所在。

由此说，在中国传统的家居文化中，在空间的使用和理解上，书房是最高表现形式，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从红木古典家具的种类来看

20世纪40年代，我国研究明式家具的学者杨耀在论文里首先提出明式家具分类的主张，按使用功能为：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榻类、架类、屏类。在各类家具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典型的适合于书房内使用、陈设及装饰的形制，如坐具类中，明仇英《饮中八仙歌图卷》中的扶手式躺椅，亦座亦躺，既茗既酿，况且从《饮中八仙歌图卷》这个名字，就能体会到扶手式躺椅给文人带来的惬意；几案类中，放置在中堂的条案纯属陈设功能，但是文人出于赏画及书写的需要，或跷头或平头，按比例缩小，她就能从纯陈设功能过渡到具使用功能，使用不但不损其尊雅的形制，反而因用途而倍加其优雅气质；再比如床榻类中，单纯作为卧具所使用的架子床，当其进深变短，围子降低到与进深协调的高度，去掉盖顶，形制上稍加变化，就从卧房走进书房，成为文人书房待客的至佳之器---罗汉床，同是床榻类，但是因为场所不同，又从纯粹的使用功能衍变为集使用、陈设和装饰于一体的文人器具。

其他如橱柜类中的书橱、架格，台架类中的衣架、盆架和灯台、镜台等及屏座类中的座屏，插屏几乎都带有鲜明的典型的书房使用、陈设和装饰功能。有意思的现象是，不管各式形制因为功能有所侧重而用途不同，但是只要进入到书房这个空间，实用性也好，装饰性也好，红木家具的功能都得以强化，等级都得以提高，并且都可以上升到审美的境界，耐人寻味